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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陀与瑜伽

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,两千多年来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,信徒很多,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。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-5世纪(注: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)的印度,是当时沙门思潮之一。相传是由当时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悉达多·乔答摩所创,后世尊之为释迦牟尼,又称佛陀。
佛教文化、佛家学说是在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母体中孕育、诞生的,是印度古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因而也带有印度河文明的鲜明特色。如前所述,瑜伽是古代印度几乎所有学派和宗教派别的共同的实践基础。佛教也不例外。
据记载,悉达多·乔答摩为解救众生的苦难,舍弃了王位和尊崇富贵的生活,出家苦行,曾跟随数论派的学者阿罗逻·迦罗摩和郁罗迦·罗摩子修习瑜伽。后感到“无法究竟,非清净道”,于是又一个人独自精修瑜伽,实行严格的苦行,坚持了六年多,身体赢弱不堪,仍然不能达于正定。于是,决定放弃苦行,接受林中牧女的供养,恢复了健康。然后,在菩提树下发宏愿:不证大道,誓不起坐。经49天静坐而达于正定,“忽然正见升起,大彻大悟”,观见“三世实相”,洞察“三世因果”,证“无漏正智”,从而创立佛教。这说明,佛教的学说是佛陀在他的瑜伽实践中获得证悟而创立的。而经佛陀自身实践亲证的、用佛家学说改造了的瑜伽实践,又是佛教宗教修持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。
从佛陀创立佛教、佛教在印度的盛行和衰亡,到佛教在亚洲,特别在中国传播并发展,千余年间,佛家的学说有很大的发展,与之相应的佛家修持也有很大的变化。流派也十分众多,大体上可分为小乘、大乘和密教三类。早期佛教和部派佛教属于小乘,主要有小乘有部和说经部两家;大乘佛教在印度主要分中观学派(大乘空宗)和瑜伽行派(大乘有宗);而在印度佛教的晚期,大乘佛教和民间原始宗教以及婆罗门教相接合,形成瑜伽密教(密宗)。大乘佛教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,印度的大乘空宗、大乘有宗和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,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宗派--天台宗、华严宗、法相宗等等。而印度佛教于中国西藏地区的原始宗教(如苯教等)相结合,则形成了瑜伽密教的重要分支藏密。
佛教学说以人生和人生的解脱为中心,其基础是缘起理论。然而,按照佛家和古印度文化关于宇宙万物的一般认识,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,而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因此,作为对人生认识的基础的缘起理论,包含了佛家的宇宙本体论和宇宙万物生成论的双重内容。同时,缘起论又是和佛家的认识论、方法论密切相关的,而和这种方法论、认识论相适应的认识和论证缘起理论的方法,就是佛教的修身实践(瑜伽的佛家修持)。
佛教各派对“缘起理论”的说法是不同的。原始佛教信奉的是“业感缘起”论,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有情有识的生物的业因感而生的。“业”是指内心的活动和由内心思维而产生的语言和行为。通常分“思业”和“思己业”两种。“业感缘起”论认为众生作业,必有果报,有“有漏”和“无漏”二果,“依”、“正”二报。这里正报是指有情众生自体,而依报是指有情众生生存的环境。按照缘起理论,人的生命是“五蕴”——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——因一定的因缘而构成的。这里,色蕴相当与物质世界;受蕴即人的感受;想蕴指理性活动;行蕴指心里活动;识蕴指认识的功能和结果。既然人是五蕴在一定条件的暂时的集合,那“我”(或“人我”)就只有假名,而非真正的实在。据此,人的生命是精神和肉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体,但非真正的实在。人生的因果关系,按“业感缘起”论可以归纳为十二因缘组成的三世两重因果。而人生和人生的解脱,按照旧缘起理论可以归结为“四圣谛”,即苦谛、集谛、灭谛和道谛。苦谛的中心意思是说人(众生)的生命和生存就是“苦”,因此,人生的目标,应该是追求“苦”的解脱,即人的生命的解脱。但按业报轮回说,“死”并非人生的解脱,因为现在的“死”,是未来的“生”的缘起。真正的“苦”的解脱,是从业报轮回中解脱。为此,就要明白造成“苦谛”的原因,那就是“集谛”。集谛的主要内容就是十二因缘说,而其中最主要的是“无明”(即对人生实相的无知)、“识”(小乘佛教认为识是形成生命的精神和形体的直接原因和条件,所谓“识缘名色”。注意,按照佛家理论,“识”并非灵魂)和“有”(即“业”)。这里,能否从“苦”中解脱的关键是世俗认识的转变,破除无明。而认识人生的实相。“灭谛”讲的是人生理想的归宿,是佛教的人生目标。人生解脱后达到的理想境界称为“涅槃”,即圆寂(圆者圆满,不可增减;寂者寂静,不可变坏)。而涅盘又有有余涅槃(已灭除生死之因,但作为前世的业造成的果报即肉身还在,是不彻底的)和无余涅槃(不仅灭除了生死之因,生死之果亦已灭除)两种。应当指出,对于“缘起理论”和“涅槃”的具体内涵,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理论是有明显差别的,但是,作为对人生和人生追求目标的总结的三法印,即“诸行无常”(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在永恒的流动中存在,生灭无常,无始无终),“诸法无我”(世界上不存在单一独立的、自我存在的、自我决定的具体事物,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结果)和“涅槃寂静”(宇宙万物的实相)则是整个佛学的根本原则,是大小乘佛学的共同的东西。
明白了“苦谛”和“集谛”,明白了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“灭谛”,那么,人们应该怎样求得解脱,达到涅槃的境界呢?那就是佛家所说的“道谛”,即走向灭除人生轮回之苦,证得涅槃的正道,也就是佛家修持(佛教瑜伽)的方法和理论。关于“道谛”,释迦牟尼最初提出了“八正道”,后来发展为“八正道”、“四念注”、“四正断”、“四具足”、“五根”、“五力”、“七支觉”等,合称七科三十七道品。而综合起来又可归结为戒定慧三学。
印度的瑜伽和佛教的本质上是同一种实践。在瑜伽实践过程中人所具有的超常智能(瑜伽感觉,或第六感觉)是古印度先哲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。藉助于这种方法得到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,古代印度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印度古代文化,而瑜伽本身亦被吸收到古印度各个学派或宗教派别的理论中去,并按照不同宗教和派别的理论,改造了瑜伽,形成了不同的瑜伽学科体系。因此,印度古文明的进程和瑜伽、瑜伽理论的发展,是紧密地交错、结合在一起的。
瑜伽在印度古典文化这的地位,和它与印度古文化的密切程度,以及瑜伽实践在印度(从古至今)的社会基础,因此,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要想认识瑜伽,从印度古文明的历史关系与瑜伽进行解剖,更有清楚意义一些。
从认识瑜伽论和方法论而言,人类生命运动的固有功能,为我们敞开了两条认识世界的道路,即以感官的常规功能的感性认识为基础的常规认知模式,和借助于瑜伽实践的超常智能的特异认知模式。这两种认知模式是对立而又互补的,二者相平等、相互补充,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得到关于世界、关于自身的更为完整、正确的认识。古印度从《吠陀》文化、《奥义书》、沙门思潮和百家争鸣,到中世纪的印度教及经院文化,无不以瑜伽感觉为真,以常规认知为妄,而舍弃后者。这样,由所谓“瑜伽感觉”得来的认识,得不到平衡的认识经验,通过瑜伽的实践{向内法}去认识世界。